第一次读《围城》是在兰州，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刚到一所学校任教后不久，周围的人都在谈论《围城》，那句“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成了那些没有对象、正找对象、刚有对象，正要结婚、以及结婚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嘴边常爱引用的名言——无论是否真的读完《围城》。我好像读完了一遍，但也只能算是附庸风雅，除了感觉钱先生学问大、比喻妙，并没有觉得多么神奇，因为他描写的那个年代似乎太遥远。

   第二次读《围城》是在深圳，1993年我和后来在中学外语教学界有大师之称的刘鹰先生住在蛇口的荔枝园，我们租了个两室一厅一起招生上课。刘鹰兄从小就熟读各类文史书籍，辩才极佳，常有妙语，对很多流行书和所谓学者都有一语中的批判式点评，唯独对钱钟书推崇不已。每天晚上学生走后，他就捧着厚厚的《管锥编》研读，时而爆出一声大笑，然后捋着络腮胡子到我房间来发一通高论。有一天他垂下马克思一般的巨头无比虔诚地说：“天下最幸福的事，就是给钱钟书先生当个书童，可惜我生不逢时”。那部《管锥编》，我也拿起来翻过，时而文言古文、时而西班牙语、时而法文、时而德文，顿觉高深无比。多半是为了陪着鹰兄聊天的缘故，又将不久前读过、那时还在流行的《围城》重读，依然为钱老的妙喻折服，再加上跳跃浏览过的管锥，对钱老学贯中西、博大精深佩服得五体投地，又从鹰兄嘴里和各种杂志上听到读到钱先生的一些淡泊名利、拒绝媒体和名人探访的故事，越发觉得钱先生简直就是学问界的圣人。

   几年前朋友回国，留下一本《围城》，居然是汉英对照的。这时候我喜欢的学者已经转到民国时期的大家如赵元任、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也从网上知道了头脑异常清醒的钱先生花了很多精力做语录的英译和修订工作，想到萨特说的“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心中溢满的敬重不由减了两分。那次再读〈围城〉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毕恭毕敬，甚至带了几分挑剔，居然从鸡蛋里硬是挑出了几根骨头：

   1.这本书的背景是在30年代末，正是日本侵华之时，作者通篇都在讽刺挖苦众人，但是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却没有指责，且看他描写的日本飞机轰炸：

     “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

   2.作者象一个冷血哲人，坐在高处，俯瞰众蚁民，一个接一个地挖苦，上到不愿当汉奸的老乡绅，下到不懂事的两岁幼童。看看以下这两句：

   “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方老先生）

     “ 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要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3.爱情和亲情本来是美好温暖的事，围城里的家庭和恋爱也大都是在算计--只有方鸿渐对唐晓芙似乎动了真感情，分手那段方鸿渐异常心痛，站在雨地里，作者仍旧没有同情：

   “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着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

   4.钱先生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却对知识分子处处贬损，这种例子通篇都是，举不胜举。

   读这第三遍时，本来是对照看中英文，顺便学习的，结果前半截还算规规距距地在认真对照，细心研读，后来便有些心不在焉。如同带了一个朋友在河边散步谈心，一开始还在认真品味谈话，后来便是眼睛追随着流水，脚下大踏步地自顾前行了。

   最近有点时间，从书架上翻出《围城》，又认真读了一遍。人过中年，经过很多坎坷曲折，回想生活中和周围很多的人与事 ，再看围城，感觉又有不同：钱钟书前辈站的是高远了一些，神情也冷漠了一些，但看到的未必不是实情。方鸿渐和孙柔嘉发生激烈冲突后从家门走出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也忽然涌出一些悲哀来。再到“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时我感觉心被撞击一下，掩卷无语，欲说还休。

   钱老当年写书时还做了一个短序，一开始就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围城中的那些无毛两足动物，是有不少病态者，如怯懦无能的方鸿渐、拉帮结派的高松年、自命不凡的褚慎明，不过他们也都还有存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清高，至少以有学问为荣，再看看最近这几年一些不学无术而靠惊人之语红得发紫的五毛误国教授们，已经是完全无知无智无耻了。 

   读了四遍才明白， 其实《围城》还是那个《围城》，钱钟书也始终还是那个钱钟书，变了的是自己的心境和体验，因此感悟也就不同。